魏德东（资料图）

佛学新闻

文：魏德东

2015年11月10日，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：“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，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，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。”从2014年4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“着力增加有效供给”，到2015年10月29日《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》强调“释放新需求，创造新供给”，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最终实现了由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的范式转换。

不谋而合的是，最近10年来，中国宗教社会学界努力倡导的一个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，称之为“宗教市场论”，其核心就是“宗教供给而非宗教需求对宗教发展起决定作用”，而宗教工作的重点是改善宗教供给而非盲目抑制或扩大宗教需求，堪称宗教学界的供给学派，也可看做是宗教工作领域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先声。

中国经济供给遇到的主要挑战是结构失衡，简单说就是低档产品的供给过剩，中高档产品不足。与此不同，中国宗教工作遇到的最大挑战，是供给的绝对数量严重不足，由此引发一系列宗教与社会问题。根据国家宗教事务局网站开放的宗教场所基本信息系统，目前大陆有佛寺33652家，道观8269家，合计41921家；以中国14亿人口计，大约3.5万人有一个佛寺道观。从比较角度看，台湾2300万人口，宗教活动场所8万多家，约300人一家宗教场所。再以北京市为例，常驻人口2100多万，实际人口不少于3000万，佛寺26家、道观13家，合计39家，接近100万人口才有一个中国传统宗教的活动场所；返观历史，1947年，北京约200万人口，佛道教场所有1500多家。

宗教供给不足引发诸多宗教与社会问题。首先，合法宗教供给不足造成假冒伪劣宗教产品的盛行。近来媒体上不时炒作北京市朝阳区有30万“仁波切”，相应的数据是400万人口的朝阳区至今没有一家合法佛寺。其次，宗教供给不足造成灰色宗教盛行，而且成为极端教派的温床。不仅存在大量没有获得合法登记的宗教场所，如佛教的念佛堂、基督教的家庭聚会等等，而且产生大量的民间信仰组织和各种各样的修行团体，社会巫术迷信盛行。

再次，宗教供给不足加剧了合法宗教的垄断，助产了一批低水平的宗教供给者。最典型的案例是佛寺道观的门票制度，政府或寺观坐地收钱，不劳而获，自然就没有必要提供优质的宗教服务。最后，也是危害最大的，宗教供给不足与当代中国的道德危机有直接关系。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，从宗教思维的视角，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。然而，当道德建设缺少宗教资源的支持，甚至排斥宗教资源的时候，行善去恶就失去了基础，就会事倍功半。

2016年是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年份，从宗教工作的角度看，扩大有效供给应该是首当其冲的重点。在制度层面，需要降低宗教场所准入的门槛，细分宗教场所的登记类型，有步骤地将未登记宗教场所合法化，尽可能扩大合法宗教份额；在思想层面，需要肯定宗教对于全社会道德建设的积极意义，努力实现宗教脱敏，使宗教文化能够在中华文明伟大复兴中真正发挥作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