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地做我放生池-景会寺-淮安景会寺官网

在北京的麋鹿苑，会时不时来一些放生动物的人。一般说来，进行放生的通常有两种人，一种是保护工作者，一种是信佛人士。
      保护工作者进行的放生，目标对象均为野生动物。比如，猛禽救助中心几次在麋鹿苑放生猫头鹰，他们非常注重专业性和科学性方面的技术要求。但是这种纯粹的动物救助，与佛教中讲求的“放生”相比，还是有所不同的。
    善恶终将有报，猎天必被天猎
    佛教的放生，给放生活动赋予了一定的文化涵义和精神境界的提升。每个放生者，在放生活动结束后，都会有一种解脱、释然和救赎的心理感受。放生，既满足了信徒们“普渡众生”的愿望，更为所释放的生灵提供了生机与自由。
   《大智度论》上说：“诸余罪中，杀业最重；诸功德中，放生第一”；《华严经》上说：“众生至爱者身命，诸佛至爱者众生”。印光大师也曾教化门下：“天地之大德曰生，人民之大本曰善，生则植物动物并育，善则仁民爱物修行。”
    佛教古老的劝善理念，与自然保护的国际思潮，可谓不谋而合。我甚至于不经意间在麋鹿苑的灭绝动物墓志名上写有“……善恶终将有报，猎天必被天猎”的字句。一些人说这很有禅意，颇像佛语。的确，佛语中不乏包含有很多止恶扬善、呵护生灵的思想火花。
    天地为室庐，园林是鸟笼
   唐代有许多诗人都写过与“放生”有关的诗句。像崔涂、顾况、罗邺都写过的题为《放鹧鸪》的诗；陆龟蒙有“秋来见月多思归，自起开笼放白鹇”的诗句；齐已、吉师老还有《放猿》诗。
    而最难得的，是弘一法师在他的《护生画集》中于旁白处题有这样一句话：“天地为室庐，园林是鸟笼”。我认为，这乃是放生的最高境界，即放生在关忧个体安危的同时，还要关注整体生态的和谐。相传，在隋朝，因天台山智者大师多年的讲经说法感化了方圆数百里的百姓，甚至包括不少渔猎之民，于是使三四百公里范围，全部成为了放生池。成全生命的本来居所，这才是放生的目的，放生的真谛。
    伊甸园，不关动物的动物园
    1997年，我在印度参加世界自然基金会的环境教育培训，感受最深的便是万物生机勃勃的大氛围，城镇乡村，街头巷陌，所见鸟兽甚多。印度80%以上的人口属于印度教，此外还有佛教、耆那教，均强调戒杀、断荤。而在宗教信仰的保护下，整个印度，简直就成了一个“万类霜天竞自由”的国度。人们奉行不伤生、不抓生、不害生的清规戒律；多数人不吃动物、不关动物、不杀动物。整个天地自然，仿佛成了万物生灵的放生池，那我们又何谈放生，何放之有呢？
    因此，简单的放生，虽然不否认其善意的成分和救赎的作用，但这不是“保护”的最高境界，只能算是一种发生于末端的爱，是恶行之后的亡羊补牢，是个体心理的聊以自慰，是无奈者的独善其身。
    如果有一天，全社会都提倡不吃、不杀、不买、不拘禁动物，通过主动地改良生活方式，改善进食行为，恩泽鸟兽，爱及众生，那么，我们才达到了理想境界的“放生”：伊甸园，不关动物的动物园；无捕食，天地做我放生池。